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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

编辑:admin   浏览:   添加时间:2016-03-04 19:39

  

近代中国出于国家意志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三线建设”运动。


先说结论:发生中国60到70年代的三线建设投资对于当地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城镇化水平都有显著推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在运动结束后仍然持续。三线建设将工业投资从条件适宜的沿海地区转向内地地区,以社会总福利下降为代价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等。但这一损失可能并不大。


1964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个吊诡的年份。在北方边境,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在南方,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以及美国向台湾海峡增兵,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可能发生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十分忧虑。彼时,中国的军工产业普遍分布于东三省及东部沿海地区,一旦开战,敌方可以在战争初期就瘫痪中国的军工生产线。因此“三线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所谓三线,是指远离可能的战争区域,即“国土防御第三线”。这些地区普遍集中于中国的中西部深山中。通过下图我们可以看出,三线地区的地形坡度和海拔高度决定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符合战场防御的要求。



三线建设在推进之初就首先考虑了国土防御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选址的重要依据。“分散,隐蔽,靠山,必要时进洞”是选址的重要标准。


据估计,在三线建设高峰时期的1965-1971年期间,国家向三线地区共投入约1400亿元,占到同期国家总投资的一半以上(Naughton, 1988)。这些投资深刻地改变了三线地区的经济状况,经过近10年的建设,到1977年,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出提高了近37%。


本文作者将三线运动的工业化投资作为一种“类自然试验”,用以探寻这些外生的投资对周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


  • 基准回归

作者使用OLS回归作为基准回归。

y_{it} = \chi_{i,64} \cdot  \beta + \gamma ManuEmp_{i,85} + \epsilon_{it}

其中y_{it}可以分别为在1985年市场化改革后的每一年,当地城镇人口比例、制造业雇佣人口比例、服务业雇佣人口比例。\chi_{i,64} 为三线建设投入前,该地的一些特征元素,比如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城镇人口比率、工业发展水平、现有基础设施以及截距项。用ManuEmp_{i,85}(1985年当地制造业雇佣人口比例)来代表当地的三线建设投入情况。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此处基准回归使用的是全样本,即所有三线区域的县(丢弃了在运动前就已经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县,理由见后)。@唐旭 朋友认真看!下表中的N等于509 。这其中包括了三线投资的县(处理组),及在三线区域,但是并未接受投资的县(对照组)。


基准回归的结果请参照下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三线建设的县在运动结束之后仍然有更高的城镇化率、更高的制造业雇佣比率、和服务业雇佣比率。以2000年为例,1985年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率每提高1%,就会使的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率提高2.18个百分点。


使用OLS基准回归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必须防止内生性的出现,即必须保证E[ManuEmp_{85}|\chi_{i,64}] = 0, 否则系数估计就是有偏的。作者认为,由于三线建设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国防需求,而非现有条件和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作者直接控制了作为工业投入选址重要标准的地理和经济特征,退一步讲,即使有些县的条件适宜经济发展,这一优势也应该在64年之前的发展中就有所体现,为此作者抛弃了在三线建设前经济就已经相对发达的地区样本,之后的样本均为农村农业占经济主导的县;更进一步来说,当时的决策者由于面对的是突发的国际关系变化,因此决策的过程也非常仓促,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的“人定胜天”的乐观思想,地点是否适宜经济发展决策者可能并未纳入审慎考虑。


作者为了验证对于决策者决策过程的假设(并不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只是稳健性说明而已),使用了第二汽车制造厂(The Second Auto Works)作为案例研究。


根据1965年公布的规划,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最初并不在十堰,而是在十堰以南500公里的湘西。两者具有相似的地形、坡度、海拔、距海岸距离等地理要素,并且人口和经济基础都非常薄弱。但是经过十年的三线建设投资,十堰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领先于湘西,并且在2000年,这一优势仍然存在。

仅有一个案例还不够。


作者利用40个处在三线建设区域内,但并未接受三线投资的市,使用Synthetic Control(Abadie et al., 2010)方法构建了一个“反事实”的十堰市,即,假设二汽并未在十堰建厂,十堰在85年之后的经济状况。这个“反事实十堰”的各项指标见下表的第三列。



可以看出,Panel C中,第一列与第三列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加入二汽并未在十堰建设,那么十堰现在的经济状况将天差地别。


  • 效率与社会总福利

三线建设对于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城镇化和结构转型效果显著,虽然这种不考虑效率的投资行为有损社会总福利,但是作者通过模型计算得出这种福利损失相对较小。


作者利用一个两部门社会福利均衡模型来阐述这一发现。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每一个区域i都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即不存在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并且每个区域的商品价格外生。这个经济模型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即农业生产部门A,工业生产部门M,表示为 j \in \{A, M\}


生产方程为:

Y_{i, A} = A_{i, A}L_{i, A}^{\alpha}Y_{i, M} = A_{i, M}L_{i, M}

根据中国的特点,我们假设农业生产是规模收益递减的,工业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同时假设所有工人在初识阶段都出生在农村地区,但可以选择移民到城镇部门。

那么这个模型的竞争均衡就可以表示为:


移民决定:ln(\omega_{i, A}) = ln(1-\delta) + ln(\omega_{i, M})

劳动力需求:ln(\omega_{i, A}) = ln(\omega_{i,M})ln(\omega_{i, A}) = ln(A_{i, A}) +  ln(\alpha)+ (\alpha - 1)ln(L_{i, A})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L_{i, A} + L_{i, M} = L_i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作者将估算的各个参数值代入均衡条件,发现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并不大。(详尽推导过程可参看Reference,此处略去)


  • 结论

本文通过几种不同的方法考察了工业投资的溢出效应。发生中国60到70年代的三线建设投资,对于当地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城镇化水平都有显著推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在运动结束后仍然有效。


三线建设将工业投资从条件适宜的沿海地区转向内地地区,以总产出下降为代价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等。但作者通过两部门模型测算,发现这一总产出损失可能并不大。


Reference: Fan Jingting, Zou Ben, 2015.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Third Front’ Movement. Working Paper.

写在文末。

其实我并不清楚这篇文章严格意义上算不算做量化历史的范畴,只不过由于我就在这样一个三线厂的家属院长大,对于三线建设和老军工人的生活有着足够的切身体验。虽然这篇Paper的结论认为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对每一个当年从一线城市支援三线建设,不远万里举家迁移到山沟里的三线建设者来说,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们,甚至他们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生。

向三线建设者致敬!

此致。

另外,这是一篇根据较为严谨的学术论文整理成的综述,欢迎对该作者的论证过程提出质疑。如果看不懂可以具体提问,我也很乐意跟大家交流。但是再有一上来就说让你去看看某地某地破败的工厂,然后删掉文章的货,毫不犹豫拉黑加举报。知乎就是你们这种货太多了才会让专业的答案越来越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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